【作者】唐小兵

    书评作为一种介绍、推荐、评论新书的文体，活跃在华文世界的大小报刊的版面上，一批年轻的“职业”书评人的姓名频频出现在读者的视野里，书评也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欢喜于书评生产量大幅增长的同时，我们不禁要追问一句：书评的质量是否也有大幅度的提升？仔细检阅当下的各种报刊书评版面，就知道情形并不乐观。
　　笔者课业之余也常常为一些报刊写些书评，深知个中甘苦。写书评表面上看是一种最容易习得的“文字工夫”，其实要把书评写得让自己、编者、读者乃至书的原作者满意并非易事。例如，我就一直拿捏不准书评写作的“主体性尺度”，也就是说书评作者到底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和程度介入所评论的书。有的书评作者把所评论的书纳入自己一贯的言说、思维模式里，依据习惯的问题意识和轻车熟路的表述方式，将新书的内容作随意随性的拆卸和偷梁换柱式的嫁接，这种书评整体上圆融自足，看起来漂亮，但往往容易喧宾夺主，最后所介绍的书的灵魂显现不出，书评字里行间弥漫的是书评人按捺不住的膨胀的主观意识。这样的书评写法，最后就会导致一个书评作者只能写一种风格或模式的书评，其实就是在不断老调重弹地重复自己的见解与经验。

　　与前述书评模式相对应的是走到另一个极端的书评。这种书评的作者遵奉谦虚谨慎的教条，抱着与人为善、虚心学习的态度，尽可能在书评中隐匿自己的“主体性”，生怕个人的成见污染了所推荐图书的品质和形貌，如此，这种书评往往以忠实地复述原书中的精彩语句或段落为要务，可以概括为“寻章摘句式的书评”，从原书里把材料找好以后，用一些起承转合的句子像丝线一样把引用的文字贯穿起来，偶尔来一点点画龙点睛式的评论。这种书评来得快，省事省心，所以很受一些书评人的喜爱。这种书评貌似客观，但往往流于轻薄，甚至有点不负责任地把书评写成了书摘，这只能说明作者写书评的态度不够严谨，并没有认真地体会原书的言外之意，也无耐心聆听书作者的弦外之音，最后鼓捣出来的只能是急就章式的挂一漏万的皮相。这种书评以其昏昏，欲人昭昭，自然是非分之想了。

　　说老实话，我平素所写的书评往往就是在这两个极端间摆动，也经常因此而受到师友的当头棒喝和善意提醒。所写的书评，不是显得主体意识太强烈，以至于把书评弄成了随感；就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敢妄下评议，当然也可能是觉得所介绍之书实在是字字珠玑，所以只能是纳头便拜，恨不得把它捣弄成一个袖珍本推荐给读者。真正好的书评自然是应该在这两个极端间寻找平衡点，能够做到长袖善舞、收放自如，这自然并非年轻如我辈者可轻易到达的境界，它需要广泛的阅读、思考、观察与写作经验的支持，所以好的书评往往出自德高望重的学者、文人之手，其道理也就在这里。他们随意而就的书评，往往能够得原书之精髓和神采，既能开掘原书的玄机，又能借由对书中材料、论点甚至思考方式的评述，上穷碧落下黄泉，生发开去，辟幽径而见洞府，既而为读者呈现一汪洋恣肆之文化世界与精神家园，那就不仅仅是简单的书评，而是以书评为载体，熔铸文化与历史、自然与社会，得一妙趣横生、识见非凡的好文章。

　　我感觉，这种书评在20世纪上半叶的文化界尚不难遇，而在今日却难觅踪迹。原因何在？我想最关键的原因也许在于，一大批最优秀的学者已经很难有闲情雅致来为报刊杂志写这种费力不讨好的文字。学术体制的挤压是一个方面——书评文章并未被纳入学术评价体系，不受重视是自然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专业主义的兴起，让很多学者或许忘记了他们还有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这自然包括了向广大读者推荐好书的社会责任），而他们自身也不太能娴熟地摆弄像书评这种“雕虫小技”，太“坚硬”甚至“晦涩”的语言也让编辑和读者望而却步。在今日中国的文化界，各方对书评的接受尺度也让一些尝试书评写作的学者感到困惑，表扬式的写法或批评式的写法都可能动辄得咎，要么是所评图书的作者不开心，要么是编辑觉得不够火爆和出彩，要么是读者觉得太像马屁文章，要么是同行觉得大失学术水准，甚至认为书评人是江郎才尽胜任不了研究工作后，才转行弄这些小玩意。——我不知道我对问题的分析是否切中肯綮，更不知道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姑且提出来俟诸高明吧。

【原载】 《中华读书报》2007年3月14日